作为国务院拉美事务顾问，在五角大楼地下指挥中心接完越洋电话后失踪，七十二小时后，他的车在切萨皮克湾桥墩下被发现，油箱空了，驾驶座上摊着一本翻开的《洛丽塔》，书页间夹着半张烧焦的机票存根，目的地栏写着“哈瓦那”。

我放下哨子，窗外雪开始下了。不是鹅毛，是细密如盐的霰粒，噼啪敲打玻璃，像无数微型计时器在同步倒数。手机屏幕突然亮起，没有信号格，没有时间显示，只有一行新消息，发件人未知，文字是纯白宋体，悬浮在漆黑背景上：“陈砚，你父亲没死在切萨皮克湾。他在等你找到B-7的第七把钥匙。——你叔叔罗伯特·陈，于1960年11月22日亲笔。”消息末尾，附着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：雪地里，一只戴鹿皮手套的手正将一枚六边形铜片按进松软积雪，铜片边缘，隐约可见“FBI”蚀刻字样。照片右下角，有个用红墨水画的小圈，圈住雪地上一行几乎被覆盖的脚印——那脚印的步幅、足弓弧度，与我此刻石膏包裹的左脚，严丝合缝。

我慢慢躺回去，把哨子塞回枕头下。它贴着耳廓，传来一阵极其微弱的震动，像一颗遥远星球的心跳。窗外，第一缕灰白晨光正艰难地撕开雪幕。四点十一分。距离那个名字出现的时刻，还剩六十秒。我闭上眼，听见自己血液奔流的声音，轰隆作响，盖过了所有警报、所有低语、所有尚未启封的真相。而就在意识沉入黑暗前的最后一瞬，我确信自己闻到了——那股熟悉的、混着雪松与臭氧的冷香，正从枕头深处，丝丝缕缕，悄然弥漫开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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