尤金绕过办公桌，拍了拍他肩膀：“去准备发布会。记者席第一排，留给《伯明翰新闻》《阿拉巴马纪事报》和美联社。其余位置，按资历排。告诉他们，今天只回答三个问题：案子是否属实？证据是否充分？何时开庭？”

“那……水龙的事？”

“谁问，你就说‘专员已在内部启动纪律调查’。”尤金拿起桌上那张雷蒙德·华盛顿飞在空中的照片——报纸印刷品，边缘磨损，但男孩仰起的脸上，眼睛睁得极大，瞳孔里映着一片惨白天空，“补充一句：‘我们尊重每一位为正义发声的公民，无论肤色，无论立场。’”

戴维斯怔住：“可……这不等于承认……”

“不，”尤金打断他，声音轻得像棉絮，“这是给北方佬递台阶。他们要体面，我们就撕半张脸给他们贴。剩下半张，留着开庭时，一刀割下去。”

下午两点十七分，市政厅新闻发布厅坐满。闪光灯此起彼伏，像一群急不可耐的秃鹫。尤金·康纳走上台时，没穿制服，而是一身深灰西装，领带暗纹是细密的橄榄枝。他身后站着戴维斯警长和一名穿白大褂的法医——后者手里拎着一只铝制证物箱，箱盖缝隙透出一角泛黄纸张。

“各位，”他开口，声线平稳，甚至带点疲倦的沙哑，“首先感谢诸位顶着高温前来。我知道，过去四十八小时，伯明翰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注视。这种注视，既是对我们的考验，也是对我们良知的叩问。”

记者们屏息。没人想到他会先说这个。

“关于大卫·米勒先生遇害案，”他指向法医手中的箱子，“我们已完成全部证据链闭环。凶器——一把38口径左轮手枪，序列号G-88421，经弹道比对，与案发现场三枚弹壳完全吻合；凶器来源——购自伯明翰东区一家当铺，店主指认嫌疑人约翰·W·卡特为买家；作案时间——通过交通监控与加油站收据交叉验证，卡特于案发前二十三分钟驶入案发街区；目击证人——两名清洁工，其中一人今早正式签署证词；最关键的是，”他停顿两秒，目光扫过前排，《纽约时报》记者正飞快记录，“嫌疑人本人，在今日上午十时零三分，于本局审讯室，全程录像，自愿签署认罪书。”

法医打开箱子，取出一份文件，高高举起。镜头瞬间聚焦。

“这份认罪书，由嫌疑人亲笔书写，逐字朗读，并摁下右手食指指纹。指纹比对结果，与卡特十年前三次被捕档案完全一致。”

台下骚动起来。《华盛顿邮报》记者举手：“专员先生，能否说明卡特为何作案？动机是什么？”

“私人恩怨。”尤金答得极快，“米勒先生生前经营一家五金店，曾拒绝向卡特赊购建材。卡特失业三个月，家中幼子患病急需手术费……细节涉及隐私，恕不详述。”

又一只手举起：“关于昨日游行中使用消防水罐车——”

“正如我刚才所说，”尤金抬手示意，“相关调查已在进行。初步结论是：现场指挥官判断游行队伍出现暴力倾向，依据《阿拉巴马州紧急状态法》第十七条授权行动。具体责任归属，将由州警务监察委员会独立裁定。”他微微颔首，“我们承诺，七十二小时内公布调查进度。”

散会后，尤金没回办公室。他穿过地下车库，钻进一辆没挂牌照的黑色普利茅斯。司机是戴维斯警长，车后座蜷着个穿囚服的年轻人——正是约翰·W·卡特。他左眼肿胀，嘴唇裂开，但腰背挺得笔直，像一根被强行拗弯又弹回原状的钢筋。

车子驶向郊外。两小时后停在一座废弃砖窑前。窑口黑洞洞的，风从里面吹出来，带着陈年石灰与铁锈混合的腥气。

“下去。”戴维斯说。

卡特没动。

戴维斯掏出一卷医用胶带，撕下一段，啪地贴在他嘴上。动作很熟练，胶带边缘没沾到胡茬，也没碰伤皮肤。

“听好了，”尤金蹲下来，直视卡特被血糊住的眼睛，“明天上午九点，法庭见。你站上证人席，重复今天在录像里说的话。每一个字，都要和录像里一模一样。法官问你动机，你就说‘缺钱’；问你是否受胁迫，你说‘没有’；问你是否后悔，你说‘后悔没早点打死他’。”

卡特喉咙里发出咕噜声。

尤金解开他手腕上绳索，塞进他掌心一枚硬币——是1959年版林肯分币，边缘磨得发亮。“这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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