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奥多后退半步，后颈汗毛竖起。他想起昨夜修改论文时，窗外有辆黑色轿车停了整整两小时，车窗贴着反光膜，但挡风玻璃雨刷器上，系着一根褪色的蓝丝带——和法官石膏上露出的那截袜子颜色一模一样。

“他们知道你在写什么。”伯尼声音发紧，“从你第一天来伯明翰，就在看着你。”

楼上突然传来重物坠地声。三人冲上楼梯，只见法官夫人瘫坐在厨房地板上，怀里紧紧抱着个帆布包。包口敞开，露出半截焦黑的日记本，封面烫金字母已被火焰燎得模糊——《大卫·米勒 1959年秋至1960年春》。

“烧不干净的。”法官夫人抬起脸，泪痕纵横，“他把原件存进了银行保险柜。可他们……他们撬开了保险柜。”

西奥多抢上前扶她，指尖触到她手腕内侧——那里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小字：“找教堂地窖第三块砖。”

米勒已抓起电话：“立刻调取国民银行今日所有监控！重点查——”

话未说完，窗外炸开惊雷。暴雨倾盆而下，雨点砸在玻璃上，噼啪作响，像无数颗子弹击中靶心。

西奥多望向窗外。雨幕深处，16街浸信会钟楼轮廓若隐若现。大钟指针正缓缓移向十二点——比标准时间，快七分钟。

他忽然想起论文最后一句自己反复删改的结尾：“当法律成为沉默的共谋者，真正的审判，永远始于一间不亮灯的地下室。”

此刻，地下室应急灯滋滋闪烁，将四人的影子投在墙上，扭曲、膨胀、渐渐融成一片浓墨般的巨大暗影，正无声覆盖着整面墙壁上悬挂的、那些早已褪色的黑白照片——照片里，不同年代的法官们站在同一级台阶上，笑容端肃，而台阶缝隙里，年复一年，悄然钻出倔强的野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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